·二　言·

　　在美国作曲家中，最具民族特色的莫过于阿朗·柯普兰（Aaron Copland，１９００－１９９０），其作品《阿巴拉契亚之春》和《凡人的号角》等洋溢着宽广奔放的气息，成为美国古典音乐的经典之作，而他的得意门生莱昂纳德·伯恩斯坦和大卫·戴蒙等也堪称美国乐坛的翘楚，无怪柯普兰本人被誉为"美国作曲系主任”。

　　柯普兰的双亲来自东欧。小时候，柯普兰在家里聆听着哥哥和姐姐的小提琴与钢琴对奏。他向姐姐学弹钢琴，不久父母就为他请了私人教师。年轻时候的柯普兰曾尝试过谱写歌曲，１８岁时跟随鲁宾·戈尔德曼学习作曲。在戈尔德曼的指导下，柯普兰打下了坚实的乐理基础。当时以马勒、斯特拉文斯基和勋伯格等为首的现代派古典音乐已经迸然崛起，柯普兰对之产生了浓厚兴趣，但戈尔德曼对这些进展无动于衷，这番墨守成规使柯普兰感到难以苟同。

　　高中毕业后，柯普兰决定放弃大学教育，全心投入音乐创作。１９２１年，他获得法国政府颁发的旨在推广现代派音乐的奖学金，参加了在枫丹白露宫举行的夏季作曲班。培训期间，柯普兰对于交响乐作曲发生了浓厚兴趣。与此同时，他的习作《猫与鼠》获得公开发表。巴黎是当时现代派音乐的重镇，斯特拉文斯基、米洛德、普兰克、鲁赛尔、拉威尔、维拉┄罗伯斯、圣桑等各名家云集于此。这番大师的言传身教令柯普兰技艺大增。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后来弃乐从文的保罗·鲍拉斯，两名雄心勃勃的年轻作曲家维持了短暂的情侣关系。

　　在进行新音乐创作的同时，柯普兰也着力于普及新音乐。从１９２８年起，他与罗杰·赛辛斯共同举办了四届当代音乐节，演出了１１位美国作曲家的作品。１９２９年，他的《舞之交响曲》赢得了ＲＣＡ公司举办的作曲竞赛。

　　柯普兰的新音乐作品虽然得到评论家的赞誉，但学院味道过浓，难以普及。为了让自己的作品能够深入大众，他开始从各种民族音乐中吸收养份。《墨西哥沙龙》融入了墨西哥舞蹈的节奏，在《小孩比利》和《竞技》中，他采纳了西部牛仔歌曲的曲调，《古巴舞者》则加入了哈瓦那小调，而他著名的《单簧管协奏曲》则是献给著名的爵士乐演奏家本尼·古德曼。三十年代末，著名舞蹈家玛莎·格拉姆为他的《钢琴变奏曲》所摄动，创作了舞蹈节目，若干年后，她要求柯普兰再现雄风，为她构思中的现代舞剧《阿巴拉契亚之春》配乐。柯普兰将夸克教派的赞美歌《简单的礼物》融入，取得了出其不意的好效果，该作品成为他最成功的代表作。二战期间，柯普兰创作了《林肯画像》、《凡人的号角》和《第三交响曲》等交响作品。与欧洲的作品相比，美国作曲家一般善于表现开阔与英猛的气势，但时常流于肤浅，甚至显露出自以为是的大国心态，但柯普兰的作品却给人谦逊自然之感，难怪音乐评论家威廉·Ｗ·奥斯汀指出："柯普兰的美国精神有着邻人般的亲近感。”

　　１９３２年，柯普兰结识了十六岁的小提琴学生维克多·克拉夫特，开始了长达四十四年的波折恋情。两人曾经共同生活了十年。在柯普兰的帮助下，克拉夫特在摄影方面有所建树，而他则如柯普兰的贴身仆从一般，为他提供悉心照顾。然而，英俊健美的克拉夫特是名双性恋者，而且对于女性的兴趣高于男性，对此他总是抱有深深的愧歉。在给柯普兰的信中，他这样写道：

　　　　"全世界的人──几乎所有人──的内心充满了狡邪欺诈，而我是其中最不诚实的，但我只能无助无望地看着这一切频频发生……我脑子里所想的一切都是虚假与失真，充满了掩饰，对此我还是不提为好。只有阿朗是唯一的明亮的纯洁之星。”

　　虽然克拉夫特是柯普兰的至爱，而且在其朋友圈内也深受欢迎，但其多愁善感和起伏不定的性格给柯普兰带来极大的精神负担。四十年代初，两人的恋情出现了重大裂痕，而此时莱昂纳德·伯恩斯坦闯进了柯普兰的人生。虽然柯普兰后来与其他年轻作曲家相继有过恋情，但克拉夫特始终是他生命的至爱。克拉夫特后来结婚生育，但每当事业或家庭遭受挫折时，柯普兰的住所总成为他的避难所，而他儿子的中名就被取为阿朗。

　　１９３７年，当时就读于哈佛大学的伯恩斯坦演奏柯普兰的《钢琴变奏曲》，大获成功，两人结为艺术盟友。若干年后，伯恩斯坦师承柯普兰学习作曲，两人建立了情侣关系。在柯普兰的指点下，伯恩斯坦不仅在作曲方面技艺大进，而且日后成为诠释柯普兰作品的权威指挥。当柯普兰在晚年停止作曲时，伯恩斯坦则对他进行指挥方面的指点，两人的艺术交流和补益持续了一生。

　　五十年代初，美国盛行麦卡锡主义，共产党人和同性恋者被视为国家威胁。柯普兰也被招去询问有关事宜。报界将这番询问透露后，他的一些作曲合同和音乐会遭到了取消。但这场风波并没有中断柯普兰的事业，他开始尝试电影音乐创作，并以《女继承人》一片获得奥斯卡最佳作曲奖。六十年代，柯普兰回归至新派音乐的探索，这时期的作品流露出更强烈的现代风格，曲调不再如以往作品那般舒畅。这些作品的流行程度并不高，但被音乐理论家们视为作曲技巧的典范。

　　除了作曲和指挥之外，柯普兰还是一名杰出的音乐教育家。他曾发表《新音乐》和《柯普兰谈音乐》等书，而《我们从音乐中听到了什么》则成为古典音乐欣赏的经典入门之作。１９５１年，他成为哈佛大学第一位获得诺顿教授职位的美国作曲家，其讲稿后来被编辑成《音乐与想象》得以发表。柯普兰还多次在电视上露面，向公众普及古典音乐。１９６４年，约翰逊总统向他颁发了总统荣誉勋章。此外，他还曾但任美国作曲家联盟主席和美国文理学院院长，并且是美国作曲家、作家和出版商协会的创始人之一。普林斯顿大学等四十多所高等院校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１９８２年，纽约市立大学的昆士学院成立了阿朗·柯普兰音乐学院。１９９０年，柯普兰去世后，他的大量稿件被国会图书馆收录，而柯普兰音乐基金会继续资助年轻作曲家探索新音乐的领域。

　　性格平和的柯普兰素来对自己的性倾向泰然置之，这在朋友圈内人所尽知，但他从来没做过公开亮相。七十年代初，同性恋政治组织在全美纷纷成立。当时柯普兰已经功成名就，在美国乐坛的泰斗地位已经无人能撼，但当伯恩斯坦敦促他通过亮相来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同性恋时，他仍以平静的语气答道："让我把这个任务留给你吧，男孩。”

　　音乐评论家保罗·莫尔于九十年代初在《音乐美国》杂志上撰文指出："同性恋作曲家对于美国音乐来说……已经是一个公开的事实，他们包括萨谬尔·巴伯、马克·布里茨坦、保罗·鲍拉斯、约翰·凯奇、阿朗·柯普兰、亨利·考威尔、大卫·戴蒙、吉安·卡罗·梅诺第和维吉尔·汤姆森。我做了个小试验，尽可能列出多名异性恋作曲家：卡特、佛斯、汉森、哈里斯、依弗斯、默尔、匹斯顿、里格尔、罗戈斯、（威廉·）舒曼和赛辛斯。１０名同性恋作曲家相对于１１名异性恋作曲家，确实足以令人感到惊异，这在音乐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作为美国二十世纪最杰出的作曲家，柯普兰被誉为美国音乐大使，他不仅对于美国古典音乐的影响不可估量，而且是同性恋者引以自尊和自豪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