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与性的结合以及现代性身份的诞生 |
原著：简·克罗森
翻译：二言
对同性恋成因进行最初探讨的同时，同性恋和异性恋的性身份也刚好出现，而且探讨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身份的形成。为了更好地理解同性恋的成因，我们需要对于历史学家有关性身份形成的理论有所了解。
我在前面的章节里已经叙述过，男性和女性的行为不一定具有如镜像一般的相似，不能总拿同一种理论框架套在两者头上。研究男女同性恋的历史学家通常采用不完全相同的方法来探讨这个议题。研究男同性恋的学者经常着眼于某些性行为或者以这些行为为中心的亚文化，而对女同性恋感兴趣的学者则关注亲密和带有情爱性质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在某些情况下带有性爱的含义。
侧重点的不同对于常规观念提出了质疑。女同性恋者的性爱活动不如男同性恋者活跃吗？这种看法是否只是对女性性爱倍加压制的大男子主义意识的延续而已？女性是否在性爱方面具有根本而独特的不同？果真如此的话，我们把同一个模式套在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上，这对于我们了解性倾向究竟有何益处？将苹果和橘子混在一起实在没有道理，所以我们是否应该借助流行书籍的题目来提出类似于"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的说法？我们并不能对这些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但仍然应该对此加以注意，因为它们在解释性倾向时会经常出现。另外，这些问题也表明，如果我们要对男同性恋身份和女同性恋身份做出统一划分，这将是多么困难。
男同性恋身份出现于何时？学者们对此的看法莫衷一是，有人认为在十七世纪晚期出现。现在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这种新身份于十九世纪中期形成，有关同性性行为的看法从那时候起，开始呈现出较大变化。有关女同性恋身份的统一看法在稍后出现。也有证据表明，阶级和文化在塑就男女同性恋身份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在舍弃不含性爱的传统式浪漫友谊关系方面，美国妇女走在了劳工妇女后面，而且许多上层阶级的妇女直到二十世纪中期，仍然向外界展示出一些体面而毫无性爱的伴侣形象。在1929年股市崩溃前的爵士乐时代，纽约的哈莱姆是黑人男女同性恋亚文化的大本营，社区为"男人婆”和"娘娘腔男子”提供了支持。
尽管异性恋被视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规范（即在社会生活中推行和调节异性间的某种关系），异性恋作为一种身份，作为一种自我描述的方式，显然是一种现代社会的现象。历史学家约翰逊·内德·卡茨将"现代美国异性恋者”的出现定于1892年至1900年之间，当时"异性恋”一词作为"同性恋”的对立面，在医学界和科学界受到使用。
这种对立在"正常”和"变态”之间划出了一道正式的新界线，对立也使两种状态相互依存，互为定义，同时标明了一种受到医学准许的新态度，即异性相吸是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一种健康组成部分，这就逐渐偏离了原先将生育视为性行为唯一目的的观念。就好象新出现的同性恋身份一样，异性恋身份也被赋予了一整套与身体和体态息息相关的意义和价值体系。
同性恋－异性恋的两元对立并非科学的独创。为了对这个现象做出全面的解释，人们必须审视一系列其它因素，其中包括城市环境的扩展、家庭结构的变化、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演变，以及同性情侣为了满足欲望而在争取社会空间方面所做出的努力。然而，精神分析学、精神病学和性学对于这些身份的形成确实至关重要，因为科学工作者（在大男子主义时代，以男性为主）热衷于解释性欲望在揭开人性之谜中的重要性。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包括对不断扩充着的性行为进行描述和分类，尝试用生物学或者心理发展阶段来解释性倾向的成因。在很多情况下，他们试图矫正那些在他们看来并不健康的状态。
这些活动起到了某种令人侧目的双刃效果。一方面，"专家们”相信他们仅仅在于发现"性本质”的客观真相，而我们作为后人，看出他们在探索中经常不由自主地搀入了自身以及社会的偏见。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在《性史》（这也许社会建构主义学说最重要的著作）中写道，这些科学家在为所谓的"真相”制定规则时，他们建立起了某一门学问，而学问同时成为权力的工具。在另一方面，这种工具在某些时候也可以被用来有效地抵抗偏见，同性恋性学家兼同性恋运动先锋马格努斯·赫希费尔德所付出的努力就是如此。
这种历史性的模糊──即性成为科学的奴隶，但同时科学又可以担任性的拯救者──从来就没有得到过很好的解决。它部分地促成了社会建构主义者和本质论者之间的激烈争论，诸如福柯这样的建构主义者经常对科学持一种调侃的态度，而主张生物学研究的本质主义者则希望科学能够揭开同性性行为之谜，从而有助于消除偏见。
到了十九世纪后半叶，德国和奥地利的科学家和学者们在性学方面取得了具有影响性的进展，其中同性恋研究的成果尤显突出。与此同时，德国出现了全球首次公开的同性恋解放运动。二十世纪初，马格努斯·赫希费尔德医生孜孜不倦地提倡用科学来研究性，这种呼吁就是当时运动的顶点。赫希费尔德还领导科学人道委员会为废除第175条款（即德国刑法中的反鸡奸条款）而努力。身为同性恋的他将为同性伴侣的呼吁和对性爱的进一步了解相结合，最后成立了全球性改革联盟，但由他在柏林领导的著名的性学研究所于1933年遭到纳粹的焚毁。与此同时，维也纳的西格蒙·弗洛依德正在创立有关性爱的无意识的精神分析。德语国家当时走在理论革新和反压制的最前沿，但纳粹的兴起开始了对同性恋者和其它性少数者的迫害，同性恋研究也被斥为"犹太人科学”。
在英国，哈弗洛克·蔼理士于1897年发表了专著《性心理学》第一卷《性倒错》，此书被定为"淫秽”而在英国遭禁，后来在美国出版。该书对于医学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象赫希费尔德一样，蔼理士是国际联盟里的重要人物，享有一定的国际声誉。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初期，美国科学家在性学研究方面走向了前沿。性学新手阿尔弗莱德·金赛披露了大众人口中同性性行为的普遍存在，他拒绝将人们划为截然不相容合的同性恋或者异性恋，从而对既定的性倾向观念提出了挑战。以异性恋夫妇面目出现的威廉·马斯特斯和弗吉尼亚·约翰逊在实验室里观察同性伴侣和异性伴侣之间的"性爱实况”，对性爱展开了科学研究。
许多早期对同性恋的研究都将这种性倾向归因于某种天生的、生物性的本质，这种本质以"自然”性别的逆转或者倒错为主要特征，同性恋因此就成为男女两性之间的中间性别，或者第三性。K.H.乌尔利克斯是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先锋，他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撰写了一系列有关同性恋的文章，对后来这方面的理论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称受到同性吸引的人为"Uranian”或者"Urning”，用"Dionian”来指受到异性吸引的人。
有一类人叫Urning，他们具有女人的性欲和男人的身胚。这种男人在同性情爱中取得和谐……这种和谐指性爱、身体和心理方面的遗传特征，但这并不是什么遗传疾病，也不是类似于纵火癖、偷盗癖和酗酒等的遗传特质，而是与Dionian只受到女性吸引一样。
理查德·冯·克拉夫特－埃宾于1886年发表的《性心理变态：医学法医研究，附对抵触特性的本能的专门指南》是新兴的性学发展的里程碑。克拉夫特－埃宾在维也纳大学担任精神病学教授时，开始从医学的角度研究性犯罪者。他的研究激起了人们始料未及的兴趣，该书在再版时得到扩充，提出了很多种变态，并对它们进行了繁复的分类，其中包括四类女同性恋，以身体、性爱和社会特征作为分辨标准。
退化（degenerate）的主题是十九世纪后期"非正常”性本能研究的主题，同性恋就是被视为疯癫的开始。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就能看到，乌尔利克斯将同性恋视为天生而非病态的观点在当时实属惊人地进步，他对于同性之爱的肯定也相当难得，尽管这种理论基于僵化的男女性别特征，将同性恋归于性别的倒错。赫希费尔德也将同性恋归类于中间性别，以此来倡导宽容。
十九世纪性科学研究的主要特征是将外表特征和心理特征强行扭合在一起，性学家也试图将身体特征和同性恋行为联系起来。男人的同性欲望往往被归于体态方面的"女性化”特征──这里我们又碰到了中间性别的概念，即把乌尔利克斯有关性欲的理论移植到当事人的身体特征上。男女性别差异被视为高级发展的表现，是退化的对立面，而同性恋者比起异性恋者来说，更象异性恋者的性爱对象，因此被视为一种较低层次的发展。
十九世纪性学家的大量研究使性爱受到了诸如其它"自然”现象所受到的严格的科学审视，在此影响下，弗洛依德在巩固现代性学观念方面更进一步，他不仅将性作为人类心理内隐藏着的真相，而且视之为文明的根本。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他的书籍和文章在北美受到大量译介，并迅速获得了广泛阅读，他提出的有关孩童期的性心理学说和家庭内的性爱纽带至少在表面上受到了积极赞同。
虽然弗洛依德的一些追随者是明目张胆的恐同主义者，弗洛依德本人则对性倾向形成的心理根基做出了一系列复杂的解释，而这些解释与基于生物性倒错的理论有着显著区别，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这种理论牵涉到心理动力（以过程为主导），试图对心理状态的形成做出某种解释，而不是简单地将之归因于某种未知的生物特性。（然而，"动力”背后的某种模糊的生物假设却引起了不少争论。）这种理论同时认为，异性恋的形成和同性恋的形成一样，都具有一定的原因，而不仅仅是生物繁殖所需的某种自然性结果。它将双性恋置于解释机制的中央，从而暗示处于无意识阶段的人都是双性恋。
弗洛依德于1915年重新发表了于十年前完成的《有关性爱的三篇文章》，并在其中加入了以下段落：
精神分析研究竭力反对将同性恋者视为一个特殊的族群，将他们和人类的其他群体分离开。通过对于那些尚未得到强烈显示的性兴奋的研究，我们发现人人都能够选择同性作为性对象，而事实上，人们在无意识中就是如此……精神分析认为，性对象并不取决于当事人本人的性别，他既可以选择男性，也可以选择女性，这已经在孩童、原始社会和早期人类历史中得到了证实。性对象相对于当事人的性别来说，处于相对独立，但这种独立性在某种单向发展的限制下，造成了正常或者倒错的类型的产生。因此，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男人对女人的绝对兴趣是一个需要澄清的问题，而不能简单地将之归为某种化学本质所造成的性吸引的自我彰显而已。
弗洛依德的理论对异性恋者构成了有趣的挑战，因为它认为这种性倾向并非原先所设想的铁板一块或者事出必然，那些即使最具备异性恋气概的人也可能在无意识中拥有同性恋欲望。相比之下，生物解释宣称人们生来就被锁定在某种性倾向中，这使得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都安心地认为自己的性倾向是一成不变的，他们无意识的衣柜中没有任何骷髅。
早在1903年，弗洛依德就提出，所谓的"变态”的性倾向既不能被视为疾病，也不能被归为犯罪。稍晚些时候的1930年，他在同性恋行为非刑事化的呼吁书上签了名。他在同性恋议题上的立场前后极为一致，即使在同行的反对下，他仍然坚持认为同性恋者如果愿意，照样可以成为精神分析师。
同性恋文化史专家亨利·阿贝罗夫认为，从以上的信息可以看出，弗洛依德为后来同性恋权益活动家所垢病，并不在于他自己的观点，而在于后来恐同情绪极为强烈的美国精神分析专家对他的著作所做出的诠释甚至歪曲。他们的"科学”观点认为，同性恋倾向本身就是一种疾病，美国精神病学会于1952年颁布的分类标准就是这么看的。这个标准直到1973年在学会内外的压力下才得以废除。
查尔斯·索克里德兹博士将同性恋关系和以下特征相联："破坏性、互相摧残、利用……口交暴虐、进攻性杀戮、减轻焦虑的企图，以及为解除性欲而采取的各种替代手段，而这种欲望一直主宰和折磨着他们”。将同性恋这样定为疾病后，美国医生就着手将之追溯到疏远的父亲和过于溺爱的母亲身上，于是精神分析就成为解决问题的手段。虽然这种处方在现在看来相当可笑，但将同性恋视为疾病并归咎于家庭关系的做法显然还残存在大众意识中。稍为年长的男女同性恋者都清楚地记得诸如马丁·都伯曼恰如其份所言的"谈论治疗的折磨”，而索克里德兹博士虽然有个公开的同性恋儿子，却一如既往地借助全国同性恋研究和治疗协会来进行反同战争。
精神卫生界的以上记录很好地说明了为什么"石墙暴动”后觉悟起来的同性恋者普遍对心理学有关性倾向形成的理论深表怀疑。我们要记住，美国和其它国家的同性恋者在心理科学的名义下遭受了巨大痛苦，被迫接受从心理分析到切除脑叶手术和"化学阉割”等各种身体折磨。基因学家迪恩·哈默回忆起五十年代的一个案例，一位同性恋者因鸡奸罪而被捕，当时他面临两个选择：要么进监狱，要么进精神病院。他选择了后者，于是被迫接受了脑部手术，该手术在他的脑壳上钻了一个洞，在以后的好几个月之内，他身体的一侧无法动弹。出院后，他努力使自己成为异性恋者，甚至还和女人结婚。然而，他最终还是认为这些努力无济于事，于是成了一名公开的同性恋者，过上了充实的个人生活。
尽管弗洛依德本人肯定会对这些以治疗为名而施加的医学虐待倍感震惊，但作为现代心理学中最有影响力的人士，他却不可避免地与后来的精神分析家和精神病专家扯在一起。虽然他在生前所表述的很多立场使他名符其实地被称为性学改革家，但他与当时主要的改革家马格努斯·赫希费尔德所主张的中间性理论造有着直接冲突。这是生物学和心理学对同性恋成因的不同解释的表现之一，这种冲突一直持续到今天。事实上，现今生物学研究方法之所以受到欢迎，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具有强烈恐同色彩的心理学理论受到了摈弃。
有人认为，赫希费尔德之所以不愿意支持其它理论，理由在于生物学解释乃是普及对同性恋的了解的关键，这对于他试图剔除德国刑法中反鸡奸罪的努力尤其重要。当时发生在德国的这场争论与当今美国的情况有着同工之妙，因为现在很多人士认为，有关同性恋的生物研究有助于消除因恐同情绪而引起的法律歧视。
1924年，一名德国评论家在《德国医学周刊》中写道：
如果同性性行为只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本性显示，那么国家几乎没有理由将之列为犯罪。如果这种想法成立的话，那么将之视为有罪的观点就缺少了根据，因为一个人仅仅根据自己的本性而行事是不能被归为犯罪的。
德国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在此之后不到十年，纳粹上了台，性改革运动被迫中止。1933年，希特勒担任总理后几个月，纳粹的"反非德意志精神委员会”烧毁了性学研究所的图书馆和档案室。该研究所的创立者赫希费尔德既是犹太人，又是同性恋者，同时还是个左派人士，他根本不可能在德国有立足之地，后来也客死他乡。直到六十年代早期，赫希费尔德的建议仍然不为母国所接受，德国1962年颁布新刑法时，仍然拒绝将同性恋行为非刑事化："如果接受这方面的有关观点（即同性恋属于天生，因此不能被归为犯罪），那么社会将被迫视各种人之本性为自然，不管这些本性如何堕落。”直到六十年代末期，赫希费尔德的建议才姗姗受到采纳，德国正式将同性恋行为剔除出刑法。
就象许多欧洲大陆的同行一样，英国性学家哈弗洛克·蔼理士将"性倒错”视为天生。当他呼吁将同性恋行为非刑事化，消除对同性恋者的歧视时，同时也将女同性恋引入了性学领域。他还将"真正的倒错者”（即所谓的"中间性”）和那些本质上是异性恋但容易受到同性诱惑的女性分开。
很多参与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同性恋者都倾向于疏远和反对以上所提到的性学理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小说家雷德克利芙·霍尔却以这种理论为本，塑造了作品中的主要同性恋人物斯蒂芬·戈尔登，而《寂寞之井》也成为最著名的女同性恋小说。由于小说坦白地描绘了女性间的相爱，该书受到英国审查单位的注意，被迫接受了淫秽案审判，但这本小说后来却成为女同性恋者的必读之物，而那时候也找不出其它反映女性间爱情的作品。石墙暴动后的女同性恋者倾向于摒弃这本小说，因为里面的女性对自身身体透露出怨恨，同时女同性恋者的命运被安排成悲剧结尾。然而，历史学家艾塞·纽顿指出，有关性倒错的理论至少在坦白地描述女同性恋方面还是有所作用的，而当时将女性描绘为性爱的主动行为者是非常罕见的。
早期的性学家们竭力将自己标榜为正常和反常性行为之间的边界守卫人，但美国性学家金赛则主动摒弃了这种角色。他最具争议也最石破惊天的发现就是对男性间同性性行为频度的披露。在1948年发表的《男性性行为》一书中，他估计美国只有一半的男性在一生中过着纯粹的异性恋生活。
金赛的数据经常受到质疑，一些批评者很快指出，金赛及其合作者最终取得的18000例个人性生活经历样本并不取自随机的成人人口，对非主流性行为可能有所偏重。然而，这项工作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现在人们仍然将10％作为同性恋者占人口的比例。（其实金赛本人并没有这么说，他只是说有10％的男性在一生中至少有三到四年主要过着同性性生活。）
金赛通过研究发现，人类性行为的种类比原先想象的要多得多，所以他拒绝通过性行为将人进行分类。他说："如果不将人分为同性恋者或者异性恋者，而是将他们视为具有一定程度的同性恋经历和一定程度的异性恋经历，这样可以更清楚地看问题。”为了对这个"程度”作出衡量，他设计了著名的七点尺度（即从零点到六点），其中六点指那些只有同性恋情感和经历的人，零点指绝对的异性恋者，而一、三、四和五则指那些在同性吸引和异性吸引之间并不平衡的人士。
从那以后，批评家们就对这种指标提出了疑问，比如对某一性别怀有强烈兴趣并不一定指对另一性别兴趣淡漠，一个人对男性和女性同时怀有强烈的兴趣又如何？在金赛的尺度上，他应该对两性都具有平衡而温和的兴趣。这个指标也忽略了以下问题：一个人在同性性伴侣身上所获得的满足也许不同于在异性性伴侣身上获得的满足。尽管有着这些缺陷，金赛的衡量尺度第一次将性吸引视为连续谱，而不是简单地将之归类为非此即彼的固定的二元身份。诚如杰佛瑞·威克斯所言："同性恋也许并非是只有一种成因的单一现象。”
在六十年代，威廉·马斯特斯和弗吉尼亚·约翰逊视自己为金赛的继承人，他们的工作具有广泛的影响。他们对人类性行为做了详细的生理学研究，从科学上表明了阴蒂对于女性性兴奋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及女性在性行为中所经历的重复高潮，这令公众大开眼界，而以前妇女们的自我表述往往无人问津。他们于1979年发表的报告表明，同性恋者在满足性伴侣方面胜过异性恋者，并不无顾虑地指出，该发现可能成为"女同性恋者招募新人的有效论点”。
他们的工作产生了各种效果。他们用科学的名义使性别差异和异性恋显得名正言顺，并对这种观念加以强化。以帮助异性恋者更好地过上两性生活为理由，他们不希望在以下方面作出尝试：有些女性也许在同性关系中更能够获得满足。1972年，威廉·马斯特斯曾经这样解释性治疗的进一步流行："现在男女比以往更需要对方，因为人们需要有人依靠。以前他们还有部族，现在只能拥有双方。”
但他们的发现也被心怀其它目的的人加以使用。比如说，阴蒂引起的性快感一旦得到强调，这就为一些女权主义者提出的有关女性自娱的论点提供了依据。尽管从生理的角度来探讨性爱很容易使有关的结论窒息其它观点，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以及其他"性专家”的工作的更大意义在于拓展了性学研究的领域，也就是将科学视为了解和定义情爱的最佳手段。
在科学和性这场奇怪而令人惊异的稳定关系中，贯串起三个连续占据主导地位的主题：第一个有关同性恋是否是人的某种"自然”表达，第二个有关将生育作为性爱的根本原则的既定观念，第三就是有关同性恋的成因。
有关天生和自然的观念一直困扰着当今有关性爱的思考，在性倾向议题上尤其如此。"上帝创造了亚当和夏娃，而非亚当和史蒂夫”，这句巧妙而幼稚的标语究竟在说些什么？它无非让人联想起犹太－基督教中有关天生的概念。在同性恋一直被视为"违反自然的罪行”时（反鸡奸法中确实出现过这种措辞），同性恋权益活动家会很快指出，同性相爱也合乎自然。
我可以从自己的作品中举出一个例子。七十年代中期，我曾在一本女同性恋文学杂志上发表过一首名为《相像》的诗歌，当我写到"镜中爱”（指女性之间的爱）时，指它为"世上最自然的行为”。现在女同性恋文学的传统之一就是将女性情侣相亲相爱的图景比作大地。我在学生的评语和文章中也屡屡看到这种观点。一位年轻妇女这样反映她如何从一个政治上激进好斗的双性恋者转变为平静地接受了自己的感情："我只是将自己的性倾向视为再自然不过的东西。”
早期的性学家提出有关"自然”的观点，乃是事出必然。作为科学人士，他们受到达尔文的进化论影响，倾向于研究类似于动物世界里的过程，将自己视为对外界事物的客观观察者。然而，他们所设想的模式却远非自明而中立。事实上，他们夺取了强大的知识武器。
有关"自然”的诱人之处在于，它脱离了基督教神学历来对于身体欲望的反对，因为神学将欲望视为人与动物的基本区别。有关自然的印记可以为性行为正名，消除陈旧的羞耻和烙印。然而，这种有关自然的观点本身又成为一种新的价值判断标准。性学家对于性行为的描述在现实中又反过来成为对于"妥当的性行为”的定义，而这种定义又经常反映出作者自己的幻想和恐惧。
杰佛瑞·威克斯指出："克拉夫特－埃宾将性视为‘自然的本能’，并认为这种本能‘具有征服的力量，需要以达到目的为满足’，这其实就是以女性为性对象的男性性爱的反映。”卡罗尔·史密斯－罗森伯格注意到，哈弗洛克·蔼理士书中的"男性对于自己难以接受的社会变化感到不安。女权、女同性恋和妇女平等在蔼理士的文章中都以问题的形式出现。所有这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违反自然的，都与某种难以搞清楚的怂恿妇女犯罪、走向疯癫和遗传性精神疾病有关。”
在现代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身份诞生后的一百年的今天，我们仍然尚未完全摆脱科学的奴役，并视之为解释自然的公正裁判，再进而将"自然”作为性行为合适与否的标准。这样做的结果如何，我在后面的章节中会做进一步阐述。
有关人类生育在性行为中所占的地位一直是自然与否的基本议题，就像工蜂围绕着皇蜂，不断从中吸取营养，但同时又在增强有关男女两性之间一成不变的特征区别。这些观念陈旧、盛行而又相互缠结，即使到了今天，仍然被视为正常与异常、合适与变态之间的当然标准。或者说，这些观念将那些神秘的、令人无法预料而又需要做出成因解释的行为（如不具有生育功能的同性性行为）与那些自明且无需解释的行为（如具有生育功能的异性性行为）对立起来。这种以生育为中心的偏见如此之严重，我们需要对此作一番详细讨论。
即使性学研究已经越来越偏离对生育的直接依赖，而转向对性活动的了解和接受，与生育相关的解释仍然继续通过替代品时时出现，而这个替代品就是将男女相配视为永恒。这种观念在流行文化中根深蒂固，甚至带有某种科学承认的味道。
科学究竟能够说明什么问题，这在目前还未搞清楚，而这种缺失应该归咎于科学工作者自身在确定性行为发生的"本能”方面，仍然显得含糊不清。克拉夫特－埃宾的理论围绕着生育，而美国医生最初使用"异性恋”这个词时，虽然指性以异性为性对象的性行为，但却在讨论那些不附带强烈的生育愿望的非正常性欲望。然而，以生育为目的性爱往往明显地无法解释异性间性行为，更不用提同性间性行为。科学于是就转向不那么简单化的理论，但大众的观念并没有及时跟进。
比如说在五十年代，形容词"不育”（sterile）经常被用来负面地指代同性恋，好象两个人因为无法将染色体混合后产生第三个人，就足以说明他们的感情是干涸的。同时，流行歌曲也旨在增强"自然”、生育和异性恋欲望之间的关联：
让我告诉你小鸟与蜜蜂的故事，
花朵与树木的故事，
还有天上的月亮……
那就是爱
最近一位学生指出，他小时候一直想不透"小鸟和蜜蜂”在指什么，他父母绕过委婉的解释，直接了当地给他讲解了一番有关生育的理论。到底有多少父母只是通过生育来解释性爱，从而进一步肯定了以下公式：符合自然的性爱＝男人使女人受孕？
当代有关"家庭价值”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围绕着生育，从而忽视了以下事实：很多异性恋者根本没有兴趣或者没有能力生儿育女，而许多有着"生育”功能的性行为（如强奸）实属强暴和反社会，同时许多男女同性恋者是热诚的父母。"上帝创造了亚当和夏娃”的诱人之处不仅具有围绕着"自然”，而且将性和生育视为"自然”的联结。
不出所料，有关自然的概念就往往成为价值判断的依据。然而，那些试图通过用阴部器官来说明异性相吸的人似乎没有注意到，阴部本身并不一定要在生育中担任角色。事实上，人类女性并没有发情期（即与其它哺乳动物不同，女人在可以受孕时并不给出任何让外界可以感知的信号，而动物则会"发情”），这种进化本身就说明了人类不再象动物那样，将性器官和生育视为必然的生理联系，即使在那些不会受孕的月日中，女人仍然可以维持活跃的性生活。
另一个更重要的观点是，涉及到阴部接触的性爱和其它人类行为一样，都是文化建构的结果。人类繁殖的发生并非受到本能的驱使，而是各种制度化的异性恋体制作用下的结果。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文化机制的驱使，男女并不会象现在这样走到一起。在另一方面，纯粹的同性恋行为在多数文化中非常罕见，所以同性性行为并不会阻碍繁殖，这也许有助于人们搞清楚为什么自然选择没有能够淘汰同性恋。
异性恋行为和同性恋行为一样，都有着很多谜需要解开。根据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生理学法则，一个人触摸另一个人的身体时，能够给他带来强烈的快感，但这种快感已经早早地陷入了纷繁的文化意味中。有关自然、正常、恰当、良善、正确、干净和异性恋的观念属于一个系统，与此相对的则是另一个涉及到违反自然、变态、反常、失当、歹毒、错误、肮脏和同性恋的观念系统。在不同的情况下，任何系统都可以激发或加紧身体的接触（比如干净等于乏味，变态更添性感）。或者说，一组观念可以替代另一组，比如那些无法生育的异性性行为受到新颖的异性恋身份的赞同。现在有些同性恋者想通过基因学或者神经学来为自己的性倾向正名，就是试图颠覆既定观念的某种努力。
异性相吸和同性相吸一样，都需要做出解释。然而，有关成因的问题从一开始就指向了同性恋，而与之同时产生的异性恋则没有受到同样的关注。同性恋被视为偏离了正常的自然之路，从一开始就被当作应该受到探询的问题，即这种性倾向的起因如何。这个问题本身就暗示着某个答案的存在，从而排除了多种答案的可能。这种成因－结果模式沿袭自物理学的研究方法，认为事态总是遵循线性的发展轨迹，人们总有可能做出预料或者施加控制，但这种思维方式对于解释复杂的人类行为来说，实在过于简单化。
（选自《超越弯直：认识性倾向》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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